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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法理来说,这人现在也就是个待罪的汉奸而已——而且还是同时犯了领军喊门和冒充先皇这两重大罪，够株连二十多族的了，消息即使很快被送到了北京,朝廷也不可能对其做出什么特殊的反应。无非是不少心中还念着正统的大臣,暗自嗟叹罢了，如今这局势，还有谁敢多说什么？别看在许多事上，大臣们都敢和皇帝吹胡子瞪眼睛,但在那人已经病死,余下两个皇子又极为幼小的情况下，这个话题,根本不会有人去碰触的。
“包时雨的奏章也递上来了。”皇帝到清宁宫请安的时候,也说起了此事。“听说是在驿站受寒发了高烧,病势一下就沉重起来，从蔚州飞马请了大夫，也是无济于事，在去蔚州的路上就高烧去了。”
韩女史在旁也是叹了口气，“听说在塞外没少吃苦，想是底子已经淘空了，只是还苦苦支撑，一回到故土，放松下来，那便再顶不住了。”
其实，这件事既然发生在国朝境内，那是意外也都会变得不是意外，只要是兄终弟及，斧声烛影的故事就从来也不曾少过。就算表面功夫做得再好，也免不得有人猜疑的。什么塞外苦之类的，不过借口。徐循对这些门面话，听听可以，要她也说得高兴，却是不愿做，她含笑听着皇帝和韩女史一搭一唱，也是不着痕迹地仔细观察着自己的这个养子。
继位登基，已经有一年多了，皇帝眉眼间的青涩和无措渐渐褪去，他看来已经越来越像是个皇帝了——一个最明显的表现，就是他已经学会有所保留，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在这件事里，皇帝的角色的确也很单纯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也都没问，只是默默地顺从了徐循的安排。对外做出的姿态，像是个略为软弱的孝子，无法违逆养母的安排——在孝道的装点下，很多过失都有了争辩的余地。即使是将来在史书里，这件事也要算到徐循头上，顶多说句‘上不能言’。
徐循也恰恰是需要他这样的态度，她甚至希望皇帝真心就觉得这件事是她迫着去做，他自己本来不想。虽然如果没察觉到他对先帝隐隐的猜忌和抗拒，她也不会这么做，但皇帝今年才几岁？和先帝又毕竟是亲兄弟，若是背负了这么个‘有意弑兄’的担子，只怕是连他自己都难以原谅自己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自欺欺人了，反正母亲犯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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