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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纶辉是上海钱业的领袖人物，在华人中自然是说一不二，在洋人中也很有地位，被选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议员，平素参与跟洋人银行之间的各种会议。
在上海，虽然洋人的银行势力很大，经营也很成熟。可是真正参与到商业的方方面面的，还是那些华人钱庄，因为参与度广，洋人银行甚至不得不依靠这些数量众多的钱庄来进行业务往来。
可以说，洋人银行相当于中心银行，而华人钱庄起到了各地支行的作用，从上海到苏杭等内地的汇兑业务，全都操于华人之手。
因为地位上的优势，而且钱业联合起来，谢纶辉甚至可以偶尔欺负一下洋人银行。
比如为了维护小资本的钱庄权益，谢纶辉操办北市钱业公会规定：“到期庄票，如遇钱业自行来收，即可当日解付同行之银，互相汇划；如遇洋银行来收，须解现钱，故再迟一天”。这项规定让洋商银行和外商商会很不满，邀请钱业总董谢纶辉出席会议商议，会上谢纶辉据理力争，说“钱业章程，外人不得干预，其庄票收授与否，权操于洋商”，随后即离席告辞，在谢纶辉的强硬态度之下，洋商不得不照常收用，忍下了这口气。
正因为在上海钱业华洋两界都有很高的地位，谢纶辉等于是一个站在上海金融业核心的人物，通过他办理一个银行，那么很容易就挤入了上海银行业的圈子里，这个人物很合适，对此杨潮还有些感激盛宣怀。
杨潮跟谢纶辉商定，在上海、烟台、天津开三家银行，上海为总行，并且看情形往广州、武汉方向发展。主营业务为汇兑，因为汇兑风险最低，如果能说服朝廷将税收从银行汇兑，那么就等于多了一项长期的丰厚买卖。
只是朝廷赋税，地方上靠着各家钱庄，到了上海后靠着中国通商银行，杨潮估计自己没有机会能抢到。
而且杨潮之所以选择汇兑，目的是先把银行的信用积累起来，做这种风险小的生意就很合适的，不然可以做一下利润丰厚的贷款业务了。
只要在铁路运营前，杨潮的银行可以正常运转，然后就可以在铁路开通的时候帮铁路容第一笔资金即可。
这些事情杨潮都没有隐瞒谢纶辉。
“修铁路确实耗用甚大，洋人修铁路，也不是一家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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