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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敬伦认定了自己要努力做这件事，但是他很清楚，这件事绝对不容易做，不但事在人为，还要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快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好机会。
机会有时候是等来的，有时候是创造出来的，有能力的人未必不能创造机会，朱敬伦不是一个没能力的，可他现在手里没有资源，能力根本施展不出来。所以他只能一边慢慢的等，一边小心翼翼的继续工作，增强自己的人脉力量，这些将来都会是自己手里的资源。
在英法联军中工作的中国人团队越来越壮大，从刚开始就朱敬伦一个，短短一个月时间，就壮大到了一百多人。
其中绝大多数是从香港招募过来的，还有部分是从澳门招募的，本地的竟然一个没有。
这么多人大多都挤在衙门里，即便巡抚衙门如何壮观，也相当拥挤。朱敬伦不得不跟四个人记在一间书房之中，其中三个来自香港，一个来自澳门。
来自香港的三人背景相同，都是从香港的教会学校中毕业，然后在教会中工作，被占领委员会借调过来。澳门的则是一个商人家庭出身，鬼头精怪的，对翻译工作不是那么热衷，朱敬伦也摸不透他打的什么主意。
但他跟这几人关系相处的都还算不错。他比这些人来的早，这几个人都把他当前辈看，朱敬伦也不拿前辈的架子，工作中也常帮助他们，帮他们度过初来乍到的困难时期后，感情自然增进了不少。
不过即便有这么庞大的中国人幕僚团队帮忙，英法联军依然无法彻底掌控广州城，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了。倒不是说这俩人像南海和番禺县令那样明着跟占领委员会对抗，他们只是夹在中间，试图做到不偏不倚。
首先柏贵还是一封一封的向外发布占领委员会让他发布的告示，盖着巡抚大印的告示，贴遍了广州城。比如什么“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”，“以后不许呼伊为鬼子，遇洋人下乡要以礼款待”，“殴打洋人及擅敢借词团练等情，定照叛逆治罪”等等安民外加警告的告示，全都是占领委员会授意，现在的文官之首柏贵撰写的。
英法联军确实占领了广州城，但是却没有消灭中国抵抗力量，因为此时的抵抗力量，已经从城内的八旗、绿营兵，变成了城外乡下一个个团练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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