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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些掠夺的黄金、白银和战略物资有价值多大，我给你们说说民国二十年夏天长江流域、扬子江流域大水灾及救灾筹款情况，你们就有一个对比。民国二十年七月，也就是‘九一八事变’前两个月，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，江淮流域八省受灾。汉口堤防因此溃堤，汉口本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点来源，执著于剿共的国民政府，军事消耗早已让财政捉襟见肘，这次水灾、尤其是汉口等重点税源地受灾，让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。受大水影响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，重灾区灾民就有2500万以上，多少民众流离失所。国民政府因前期内战频繁，国库空虚，财政赤字严重。在无力救灾的前提下，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、美麦国际借款、加征税收、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方式筹集钱款救灾，从这年夏天到年底才筹集仅仅6000余万救灾款。从救灾筹款来看，就知道九一八事变该让东北、中国损失有多大。”
“区区三百人的一个关东军大队就敢进攻一个装备精良、兵力**千人的独立旅，进攻数十倍于己的军事重镇沈阳，这无疑是胆大包天。然而却让他八个小时得逞，这狂妄大胆的背后，无疑是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军乃至国民政府恐日心态、恐日政策的准确分析与把握，是日本关东军对张大帅、张少帅这种消极保存实力的军阀心态的准确分析与把握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准确分析与把握，日军少壮派才敢于以小博大。”
“东北三省的丢失，让东北民众流离失所，逃入关内的居无定所，妻离子散，留在东北的也是水深火热，日本迁移日本国民到东北，以极低的价格强购东北农民的土地，甚至是直接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，不知有多少东北农民因此流离失所。还有，东北农民自己种出来的优质大米，日本人根本不准他们吃上一粒，全部都要上缴，只能吃高粱米和玉米，连高丽人都能吃大米，东北民众民不聊生。”
说到这里，胡立德痛苦地用双手搓着脸庞，用低沉悲伤地声音唱起了《松花江上》：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！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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